袾宏，杭州人，俗姓沈。他十七岁时补诸生。二十七岁以后，在四年之间，连遭丧父、失儿、悼亡和丧母的刺激，即作《七笔勾》而出家受具，自号莲池。晚年居云栖寺，所以世称莲池大师或云栖大师。他提倡念佛风化被于一代，被推为莲宗第八祖；他又和紫柏真可、憨山德清、蕅益智旭，并称为明代四高僧。

　　隆庆五年(1571)他从外地参访回到杭州，乞食梵村，见云栖山水幽寂，就在那里结茅安居。由于得到梵村居民的随喜，为他建立禅堂、法堂，不久竟成了著名的丛林。云栖的宗风以净土法门为主，冬季坐禅，余时兼讲经论。这时南北戒坛久被禁止，他令受戒者自备三衣于佛前受戒而为作证明。在律学方面著有《沙弥要略》、《具戒便蒙》、《菩萨戒疏发隐》等，建立了律制的范例。他竭力提倡戒杀放生，同时修订了《瑜伽焰口》、《水陆仪轨》及《朝暮二时课诵》(《诸经日诵》)的仪式。这些仪式，一直流传到今天。

　　云栖的教学是多方面的。他不但是净土宗的大师，也是华严宗的名僧，因此受到两宗学人的崇奉，清守一的《宗教律诸宗演派》以他为华严圭峰下第二十二世。清道光四年(1824)悟开撰《莲宗九祖传略》，列云栖为莲宗第八祖。

　　云栖对于华严和禅学的造诣虽都很深，但其思想的归趣则在净土。他认为净土教并非和各宗对立。他的《普劝念佛往生净土》说：“若人持律，律是佛制，正好念佛；若人看经，经是佛说，正好念佛；若人参禅，禅是佛心，正好念佛”(《云栖遗稿》卷三)。但他也同样重视经教。他说：“予一生崇尚念佛，然勤勤恳恳劝人看教。何以故，念佛之说何自来乎？非金口所宣明载简册，今日众生何由而知十万亿刹之外有阿弥陀也？其参禅者借口教外别传，不知离教而参是邪因也，离教而悟是邪解也。……是故学佛者必以三藏十二部为模楷”(《竹窗随笔·经教》)。这都说明他极力要把净土思想和各宗教义统一起来。

　　云栖提倡的净土法门仍以“持名”为中心。他撰《阿弥陀经疏钞》说：“今此经者，崇简去繁，举约该博，更无他说。单指持名，但得一心，便生彼国，可谓愈简愈约，愈妙愈玄，径中径矣”。他以摄心为学佛的要道，念佛为摄心的捷径，并开“念佛门”、“止观门”、“参禅门”为方便门，而指出“念佛一门止观双备”，从教理上阐明禅净的一致(《云栖遗稿》卷三《答何武峨给谏》)。又说：“念佛一门而分四种：曰持名念佛、曰观像念佛、曰观想念佛、曰实相念佛。虽有四种之殊，究竟归乎实相而已”(《云栖遗稿》卷三《普示持名念佛三昧》)。他又引古德说明观想念佛的困难而强调持名的功德说：“观法理微，众生心杂，杂心修观，观想难成。大圣悲怜，直劝专持名号。良由称名易故，相续即生。此阐扬持名念佛之功，最为往生净土之要。若其持名深达实相，则与妙观同功”(同上)。

　　云栖对《阿弥陀经》的教理判释，是采用华严家的主张。

　　他认为就教相来说，《弥陀经》为顿教所摄，并且兼通前后二教(终与圆)。他说：“此经摄于顿者，盖谓持名即生，疾超速证无迂曲故”(《弥陀疏钞》卷一)。

　　云栖对于儒佛两家的看法，虽认为两者根本不同，但却采取调和的态度。从《竹窗随笔》的《儒释和会》和《竹窗二笔》的《儒佛交非》、《儒佛配合》三条看来，可以理解他的思想。他说：“有聪明人以禅宗与儒典和会，不惟慧解圆融，亦引进诸浅识者不复以儒谤释，其意固甚美矣……。若按文析理，穷深极微，则翻成戏论，已入门者又不可不知也”(《儒释和会》)。他又说：“自昔儒者非佛，佛者复非儒，予以为佛法初入中国，崇佛者众，儒者为世道计，非之未为过。儒既非佛，疑佛者众，佛者为出世道计反非之，亦未为过。迨夫傅(奕)、韩(愈)非佛之后，后人又仿效而非则过矣。……迨夫明教(契嵩)、空谷(景隆)非儒之后，后人又仿效而非则过矣”(《儒佛交非》)。他又说：“儒佛二教圣人，其设法各有所主，固不必歧而二之，亦不必强而合之。何也？儒主治世，佛主出世。……故二之合之，其病均也”(《儒佛配合》)。他在这里说明儒佛两家应该采取的态度。

　　云栖一生虽专弘净土，但也以文字作佛事。他的著述有《菩萨戒疏发隐》五卷、《弥陀疏钞》四卷、《具戒便蒙》一卷、《禅关策进》一卷、《缁门崇行录》一卷、《水陆法会仪轨》六卷、《楞严摸象记》十卷、《竹窗随笔》三卷、《山房杂录》二卷、《云栖遗稿》三卷等三十余种。这些著述于云栖寂后由他的僧俗弟子大贤、邹匡明等搜集编次，分为释经、辑古和手著三类，总称之为《云栖法汇》。崇祯十年(1637)比丘智瑛刊为方册本，现在流行的刻本则是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金陵刻经处所重刻。

　　云栖在明末享有盛名，当时信佛的朝野人士如宋应昌、陆光祖、张元、冯梦祯、陶望龄等都受过他感化。他的弟子不下数千人(德清的《莲池大师塔铭》)。其中居士多于僧众，且多为海内知名之士。出家弟子中比较知名的，有广应、广心、大真、仲光、广润等。

　　(林子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