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二卷，是公元691年唐代高德义净在南海室利佛逝国(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时的作品。书中记载玄奘西行回国(645)以后，到本书写出为止的四十六年中间，中国僧人和朝鲜、越南僧人以及中亚细亚僧人西行求法的一些事迹。
　　传中记述当时的中国僧人玄照、道希、师鞭、道方、道生、常愍、常愍弟子、末底僧诃、玄会、质多跋摩、文成公主妳母两子、隆法师、明远、义朗、义朗弟子(义玄)、益州智岸、会宁、信胄，彼岸、高昌智岸、昙润、义辉、唐僧三人、道琳、昙光、一唐僧、慧命、玄逵、善行、灵运、僧哲、智弘、无行、法振、乘悟、乘如、大津及附传贞固、僧伽提婆、道宏、法朗等四十四人，朝鲜僧人阿离耶跋摩、慧业、玄太、玄恪、二新罗僧、慧轮、玄游等八人，越南僧人运期、木叉提婆、窥冲、慧琰、智行、大乘灯等六人、中亚细亚僧人佛陀达摩、僧伽跋摩两人的西行求法情况，大部分是每人一传，也有几篇是两人或三人的合传。各传篇幅一般多是数十字乃至一千多字的短文，篇中有些传后还附有四言或五、七言感叹或赞颂的诗偈。前面列举的人物，据作者自叙是：“多以去时年代近远而比其先后的。”而作者本人游学的事迹，则分别记述于玄逵传后及无行、大津、贞固等传中。
　　本书各传大都记述各人的籍贯乡里、西行所经的路线和在各国学习佛法等情况。文虽简短，却保存有相当多的当时佛教史料和一般史料。
　　当时诸僧出国西行的路线，已因中国与邻国人民之间来往频繁，交通知识的进展而有水陆不同的路线。在陆路方面，如道宣《释迦方志·遗迹篇》说：大唐使者前往印度有三条道路：一条是东路，由河州(今甘肃省临夏兰州市西北)西北经鄯州(今青海省乐都县)、吐蕃(今西藏自治区拉萨市)等地，通过泥波罗(今尼泊尔)往中印度。一条是中路，由鄯州经凉州(今甘肃省武威县)、甘州(今甘肃省张掖县)、沙州(今甘肃省敦煌县)、瞿萨恒那(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县)、佉沙(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疏勒县)、朅盤陀(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什库尔干县)、迦毕试(今阿富汗境内)、伐剌拏(今巴基斯坦西北境，印度河西之本努)等地往中印度。一条是北路，由长安经瓜州(今甘肃省安西县)、伊州(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县)、高昌(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蕃县)、屈支(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车县)、葱岭北面热海(今苏联伊西库尔湖)、笯赤建(今苏联哈萨克境内)、铁门(今苏联乌兹别克境内)、乌仗那(今巴基斯坦境内)、迦湿弥罗(今克什米尔)等地至中印度。这三条路线中，第一条东路，即由长安贯通西藏地区经尼泊尔而往印度的路线，也就是唐贞观、显庆中李义表、王玄策等前后三次出使印度所经行的道路。第二条中路，即由天山迤南的戈壁南道越帕米尔高原经阿富汗入印巴次大陆的路线，也就是玄奘于贞观十九年(645)由印度回到长安所经行的道路。第三条北路，即由天山迤南的戈壁北道经帕米尔高原北面过阿富汗、巴基斯坦而入克什米尔的路线，也就是贞观三年 (629)玄奘由长安前往印度所经行的道路。在本书中可以看出，当时玄照、道希、师鞭、玄太、玄恪、道方、道生、末底僧诃、文成公主妳母两子、慧轮等人西行，似都走了东路；玄照第二次西行以及玄会、质多跋摩、隆法师、唐僧三人，信胄等人西行，则大概是走了北、中两路。
　　又传中诸僧泛海西行的，比陆行的为多。这是由于当时海上交通已因航海术的进步而相当发达的原故。《唐书·地理志》载有一条由广州出发，经屯门山(香港迤北)、占不劳山、陵山、门毒国、古篁国、奔陀浪洲、军突弄山(以上均今越南沿岸)、罗越国(今马来半岛南端)、佛逝国间海峡(今新加坡海峡)、诃陵国(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师子国(今斯里兰卡)而到印度的航线。本书所载义净、明远、义朗、义玄、会宁、大乘灯、道琳等三十七人的西行，主要是走这条路线；但也有由钦州、合浦或交州登舶，也有行到诃陵、佛逝或师子国而止，也有航经扶南(今柬埔寨)、郎迦戍(今泰国南部)或诃利难罗国(今缅甸西部阿拉干地区)等地。
　　另外还有如本书《慧轮传》所说，三世纪间，中国二十多僧人从蜀川牂牁道出至中印度的路线，即经今滇、川边境及缅甸北部往阿萨姆的道路。后来慧琳在《音义》中，对这方面曾有详述。
　　本书所载当时僧人西行的不同路线，保存了古代的中国同亚洲各国陆海交通的历史资料，这是本书的特点。
　　又从本书中可以看出，当时中国境内政权统一，经济文化有所发展，与邻近国家友好使节往来相当频繁。如本书所载，玄照在中印度和出使印度的王玄策相遇，另一僧人也和北道使人相随至缚曷罗国(今阿富汗境内)；在海道方面，大乘灯曾于杜和罗钵底国(今泰国境内)随唐使郯绪来到长安，彼岸、智岸与唐使王玄廓(丽藏和金陵刻本作王玄策)相随泛舶往中印度，大津也随唐使泛舶月余到达室利佛逝。所有这些唐朝遣使循陆海两道出国通好的史料，可以补充正史之缺。
　　至于传中诸僧西行求法的目标，则不外两种，一种是寻求佛教的知识，一种是朝拜佛教的胜迹。在寻求佛教知识方面，他们多数在当时印度佛教学府那烂陀寺、大觉寺(即菩提寺)、羝罗荼寺、信者寺等处学习。
　　学习内容，以因明、对法(俱舍)、戒律、瑜伽、中观等五科佛学为主。据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卷四)说，当时学人，大都“致想《因明》，虔诚《俱舍》，寻《理门论》比量善成，习《本生》贯清才秀发，然后函丈传经三二年，多在那烂陀寺或居跋腊比国”。本书所载玄照，即是“沉情《俱舍》，既解对法，清想《律仪》，两教斯明，后之那烂陀寺留住三年，就胜光法师学《中、百论》，复就宝师子大德受《瑜伽十七地》”。智弘也是学《律仪》，习对法，既解《俱舍》，复善《因明》，于那烂陀寺则披览大乘，去信者道场乃专攻小教。无行也是“向那烂陀听《瑜伽》，习《中观》，研味《俱舍》，探求《律典》，复往羝罗荼寺，……习陈那法称之作”。这些记载，对研究古代佛教史都有参考价值。
　　在朝拜佛教的胜迹方面，本传诸僧游旅的范围，除印度外还广泛地及于巴基斯坦、阿富汗、尼泊尔以及南亚等国。如道琳、僧哲等之于当时的乌苌、犍陀罗(均今巴基斯坦境内)、三摩呾吒(今孟加拉境内)等国，玄照、道琳等之于当时的缚曷罗、迦毕试(均今阿富汗境内)等国，玄会、智弘等之于当时的羯湿弥罗国，道希、玄太等之于当时的泥波罗国，义朗、明远等之于当时的师子国；昙光、智弘等之于当时的诃利难罗国，常愍、义净等二十余人之于当时的室利佛逝、诃陵、渤盆(均今印度尼西亚境内)等国，义朗、智岸等之于当时的朗迦戍、扶南等国，都曾餐风宿露，瞻礼胜迹，对增进当时各国宗教界的友好关系，起了不同程度的作用。
　　本书作者义净本人于公元671年(三十七岁)由广州乘波斯舶到室利佛逝，停留六月学习梵语，得到佛逝国王支持，乘王舶往印度，“在那烂陀十载求经”，然后带着梵本三藏，五十万颂于687年(五十三岁)途经佛逝，留居七年，常与当地著名学者释迦鸡栗底研核佛乘，深研义学。中间还回广州一趟，邀同贞固等四人至佛逝相助他从事整理、写作、翻译工作。本书和另一名著《南海寄归内法传》，就是他于692年(五十八岁)在佛逝写出寄归本国的。这是当时西行求法的僧人中一个突出的例子。
　　本传是古代中国和朝鲜，越南等国僧人留学海外的重要纪录，同时也是当时中国和邻国有关交通史地的珍贵史料。此书1894年译成法文，1942年又译成日文。
　　(高观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