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典音义，是汇集解释佛教经典中难读难解的字音和字义的著述。它产生的来源有二：首先是为读习佛典的需要。中国译经，始于东汉，历二百余年迄刘宋时，即已卷帙浩繁，义理丰富。其间古代学者对于各别经典多有注释，但对于一切经典文字的读音解义，需有音义专著详加注释，方能使学人从音通义，明白了解经论内容。而音义书的出现。就是适应这种需要的。其次是外受小学家的影响。班固《汉书·艺文志》，列小学凡十家，均属于字书训诂之类。汉、魏以来的小学家，有许多有关字学、训诂、音韵之作，如孔安国、郑玄的《尚书音》，孙炎、郭璞的《尔雅音》，孙登的《道德经音》等。这不能不给佛家著述以相当的影响。刘宋时，慧叡开始以经中诸字与众音异旨为材料，著《十四音训叙》。到了隋唐之际，佛典音义书籍就逐渐多起来了。

　　佛典音义，与一般书籍的音义一样，有的仅注字音（如道慧《一切经音》，处观《绍兴重雕大藏音》三卷等），有的也兼释字义（如玄应《一切经音义》等）。从内容方面来分，大致有三类：一、音译部分的音义，二、义译部分的音义，三、咒语证音。

　　音译部分的音义，起源很早。东汉安世高、支娄迦谶、昙果、康孟详诸人翻译佛经时，对音译梵语即加以注释。其后，吴支谦、西晋竺法护、安法钦、法炬，东晋法显，齐昙景，姚秦鸠摩罗什等新译，也有音译注释。在这些音译注释基础之上，乃有《道行品诸经梵音解》、《翻梵言》、《翻梵语》等书的出现。这些是早期的佛典音义作品，没有音义之名，而且只限于音译部分。其次是义译部分的音义，这在音义书中占的份量较多，因为在翻译佛典的过程中，除了所谓“五不翻”必须用音译而外，其余大部分仍以义译为主。最后是咒语证音，这部分虽不太多，而它的应用价值却很大，可借以研究各时代汉语字音，解决音韵学上的许多问题。

　　另外从音义和经典的关系来看，它的内容又可分为三种：一、一经部分的音义，如窥基撰《法华经为为章》等，二、一经全部的音义，如慧苑撰《新译华严经音义》、净昇撰《法华经大成音义》等，三、一切经音义，如玄应撰《一切经音义》，慧琳撰《一切经音义》等。

　　佛典音义，从体制上看，又可分为三种：一、随函逐经注解的，如可洪撰《新集藏经音义随函录》，云胜撰《大藏经随函索隐》（今佚）等。二、统一众经分韵编类的，如行均撰《龙龛手鉴》等，三、统一众经依文字部首编类的，如处观撰《绍兴重雕大藏音》等。

　　现存音义书中，以玄应与慧琳二家的著作最为重要。

　　玄应撰《一切经音义》二十五卷。本名《大唐众经音义》，道宣序及所撰《大唐内典录》卷五，均用此名。其后《开元释教录》卷五著录此书，改名《一切经音义》。其实此书所注经籍，仅四百四十余种，未尽全藏。本书将藏经中难字录出，为之注音释义，广引群籍，大都凿然有据。但有不足之处，如庄炘谓玄应说字“以异文为正，俗书为古，泥后世之四声，昧汉人之通借，其识仅与孔颖达、颜师古同科”。这些缺点，在其后慧琳书中，始大部分得到纠正。

　　慧琳撰《一切经音义》一百卷。慧琳为不空三藏的弟子，于显密教及印度声明、中华音韵训诂之学都相当通达。唐德宗贞元四年（788），他年五十二，开始撰《一切经音义》，至唐宪宗元和五年（810），历二十三年撰成，书中所释，悉为《开元释教录》入藏之籍。始于《大般若经》，终于《护命法》，总一千三百部，五千七百余卷。有玄应旧音可用者用旧音，余则自撰。其释音多据《韵英》、《考声》、《切韵》等书，释义多据《说文》、《字林》、《玉韵》、《字统》、《古今正字》、《文字典说》，《开元文字音义》等书。其有诸书所不备者，则兼采儒经杂史百家之说。所引书籍，达二百四十余种之多。本书音义精核详审，前后诸家所作均不能出其右。除有助于读经注经之外，凡研究儒经诸史疑义，求之于注疏而不得者，也往往可于本书采获佐证。而且所引书传皆隋末唐初之本，文字审正，可以校正今本伪脱之失。但本书也间有以古字误为俗字的；有引《说文》窜改本的讹字而未能改正的，但不过是小疵而已。

　　佛典音义之较早出者有高齐释道慧所撰《一切经音》若干卷，见《开元释教录》卷八（转引自庄炘撰《唐一切经音义序》），但其书不传。此外尚有云公撰《涅槃经音义》一卷。慧苑撰《新译华严经音义》二卷。此外有窥基撰《法华经音训》一卷，太原处士郭迻撰《新定一切经类音》八卷（见日僧智证《请来录》，今佚），后周霅川西峦行瑫律师撰《大藏经音疏》五百卷（今佚）。后晋汉中沙门可洪撰《新集藏经音义随函录》三十卷（《佛祖统纪》卷四十三称可洪进《大藏音义》四百八十卷，误）。辽希麟撰《续一切经音义》十卷（凡《开元录》以后至《贞元录》之间续翻经论及拾遗律传等书二百二十六卷，本书都续注了音义）。其次有宋太祖乾德五年（967）释云胜（一作文胜）撰《大藏经随函索隐》六百六十卷（见《佛祖统纪》卷四十三，今佚）。宋仁宗天圣三年（1025）释惟净等撰《新译经音义》七十卷（见《景祐录》卷十五，今佚）。南宋处观撰《绍兴大藏经音》三卷，清净昇撰《法华经大成音义》一卷等。

　　佛典音义在学术研究上还有几种作用，首先，如玄应《一切经音义》，所引群籍，关于儒经有郑康成《尚书注》、《论语注》、《三家诗》，贾逵、服虔《夏秋传注》，李巡、孙炎《尔雅注》。字书有《仓颉》、《三仓》，卫宏《古文》，葛洪《字苑》、《字林》、《声类》，服虔《通俗文》、《说文音隐》及《汉石经》之属，皆非世所经见。至于慧琳的《一切经音义》，希麟的《续一切经音义》，证引经、史等古籍更多，且大部分均已遗佚，皆可供学者补辑逸书之用。其次，许氏《说文解字》，乃文字体制兼训诂之书，在小学中非常重要。二千年来，展转传抄，其中伪脱、讹音、错字、逸句等不一而足，琳、麟二家音义所引，大都可以补正，足供语文学者研究参考。又密咒一部分，因夙重音读，它的翻译与注音均经严格的选择，而保存字音比较正确；另一方面梵文的音读，虽经过长久时间而变化甚少，故以梵文原音为标准，刊定咒语的音译，对考定译音时代汉字的音读提供了便利。凡此均可供音韵学家研究汉语古音参考之用。

　　一切经音义

　　《一切经音义》一百卷，唐释慧琳撰。慧琳（737～820），唐京师西明寺僧，俗姓裴氏，疏勒国人，幼习儒学，出家后，师事不空三藏，对于印度声明、中国训诂等，都有深入的研究。他认为佛教音义一类的书籍，在以前虽有高齐释道慧撰《一切经音》（若干卷），唐释玄应撰《众经音义》（二十五卷），云公撰《涅槃经音义》（一卷），慧苑撰《新释华严经音义》（二卷），窥基撰《法华经音训》（一卷）等等，但有的只限于一经，有的且有讹误。因在各家音义基础之上，他更根据《韵英》、《考声》、《切韵》等以释音，根据《说文》、《字林》、《玉篇》、《字统》、《古今正字》、《文字典说》、《开元文字音义》等以释义，并兼采一般经史百家学说，以佛意为标准详加考定，撰成《一切经音义》百卷。自唐德宗贞元四年（788）年五十二开始，至唐宪宗元和五年（810）止，中经二十三年方才完成。后十年，即元和十五年年八十四，卒于西明寺。

　　本书为经典文字音义的注释之作。它将佛典中读者与解义较难的字一一录出，详加音训。并对新旧音译的名词，一一考正梵音。所释以《开元释教录》入藏之籍为主，兼采西明寺所藏经，始于《大般若经》，终于《护命法》，总一千三百部，五千七百余卷（此据景审《一切经音义序》说，实际不足此数），约六十万言，凡玄应、慧苑、云公、基师等旧音可用者则用之，余则自撰。其用旧音之处，也往往加以删补改订（其用云公及基师音义，皆注明删补，又引用《玄应音义》也多所改订，如第九卷《放光般若经》卷一“绪，旧作辞吕反，今改用徐吕反”。“甫，旧作方宇反，今改用肤武反”。“俞，旧无反切，今补庾朱反”等等）。本书撰成后，于宣宗大中五年（851）奏请入藏。后经变乱，本书之存于京师者亡佚。后五代时契丹据燕云十六州时，本书在契丹流行。后周世宗显德二年（955），高丽国派人来吴越求本书不得。至辽圣宗统和五年（987），燕京沙门希麟继玄应书，撰《续一切经音义》十卷（就《开元录》以后至《贞元录》间，续翻经论及拾遗律传等书，约二百二十六卷，为之注音解义）。后来辽道宗咸雍八年（1072），高丽国于辽得本书。元至元二十三年释庆吉祥撰《法宝勘同总录》，著录此书，可见元时此书犹存，其后一度亡失。到光绪初年，我国复从日本得到此书，民国元年（1912）始由上海频伽精舍印行。

　　本书内容精审，非前后诸家音义所能及。它在学术上的影响，有下列几方面：首先，是对佛教义学的贡献。佛典繙自梵文，无论是意译或直译，均难免有所讹略。且笔受者往往“妄益偏旁，率情用字”，而书写者又随便增减点画，不但“真俗并失”，而且“句味兼差”。加以长期间展转传钞，错误更多（如“羯鞞”写作“鹖鷎”，“鞭[革+亢]”写作“[革+亢]”，“厞礨”写作“蓓蕾”、“莇”写作“薅耡”，“庶几”写作“謶譏”，“狎习”写作“謵”，“被褡”写作“被闟”等等）。使人多有隔膜。慧琳注释佛经，一本汉儒小学家以字音释字义的原则，使人由普通义而明其理。这样，开元入藏的佛经，由于此书之助，大都可以理解。

　　其次，是在文字学方面的贡献。东汉许慎撰《说文解字》一书，成为训诂学的标准，惟传本不一，经后人刊落，伪误甚多。如用慧琳《音义》对勘，就知后人所刊《说文》中有逸字（如《说文》无“濤”字，而琳《音义》八十三卷，引《说文》云；“濤，潮水涌起也，从水寿声”）、脱字（如《说文解字后叙》谓说解凡十三万三千四百四十一字，胡秉虔氏撰《说文管见》谓说解止十二万二千六百九十九字。据此则说解脱漏一万零七百四十二字，而琳《音义》卷二与卷六《大般若经》癎字注引《说文》云：“风病也。”今说文即脱“风”字）、逸句（如本书卷十三与十四《大宝积经》及《集古今佛道论衡音义》，“桎梏”注引《说文》云：“桎足械也，所以质地也，梏手械也，所以告天也。”今《说文》逸“所以质地也，所以告天也”二句）、删改句（如本书卷九十八《广弘明集音义》，“瑶”注引《说文》云：“石之美者也”。徐《说文》改石为玉）、传写讹误的字句（本书卷八十六与九十六《辩正论》及《广弘明集音义》，甃注引《说文》云：“井甓也”。徐《说文》误作璧），凡此均可以用慧琳《音义》增补订正。可见此书在文字学上的价值。

　　复次，是在音韵学方面的贡献。《说文解字》一书，素为研究古音者的准则。惟《说文》古音经南唐二徐刊定之后，被窜乱者不少，而慧琳《音义》所引《说文》，则能保存古音，可为研究古韵和音读者之助。唐，宋韵书，多祖陆法言《切韵》一派，《切韵》为六朝旧音，保存于江左，因此唐人称为吴音。另外还有元廷坚《韵英》及张戬《考声切韵》一派为秦音。慧琳熟悉关中汉语，所以本书独取元廷坚《韵英》一派的秦音（王国维据景审序，谓琳音音切依据元廷坚与张戬书，而本书注中却指明专依廷坚的《韵英》），而不取陆法言一派的吴音，（如本书卷八檛打下注云：“下德耿反，陆法言云：都挺反，吴音，今不取”。如本书卷首音《大唐三藏圣教序》复载二字云：“上敷务反，见《韵英》秦音也；诸字书皆敷救反，吴、楚之音也”。）可见一斑。后世，《切韵》一派的吴音盛行，而《韵英》一派的秦音衰歇，今可藉书上窥往古的关中音系。又本书卷五音玄奘译《大般若经》第四百十五卷，四十三梵字，悉改旧文，谓奘译为边方不正之音，因此摈而不用。这是因为玄奘所学梵文为当时中天竺音系，慧琳所学则为北天竺音系（但慧琳自称为中天音），故有参差，特加改易（慧琳书对旧翻陀罗尼有梵本可考者，都重新译过。如《大般若经》护法陀罗尼，《十轮经》护国不退转心大陀罗尼，《涅槃经》波旬献佛陀罗尼等。又于《涅槃经》音义附辨悉谈十八章）这也是对于梵文音韵研究方面可资之处。

　　本书在国内久已失传，自清光绪初年复得之于日本，即为学术界所重视。一般学人对它的利用：一为辑佚，二为考史。因为本书所用材料，都是隋唐时代通行的古籍，而且征引广博，计经、史、小学书籍共达二百四十余种。其中所收经部如郑玄《周易注》、韩康伯《周易注》等，史部如宋忠《世本》、姚恭《年历帝纪》等，小学部如李斯《苍颉篇》、赵高《爰历篇》、《文字典说》、《古今正字》等久已亡佚。所以自本书取回后，会稽陶方琦即利用它辑《苍颉篇》以补孙星衍之不足。又续辑《字林》以补任大椿之不足。山阳顾震福利用它辑《苍颉》、《三苍》、《劝学篇》、《文字集略》四十六种，为《小学钩沈续篇》（任大椿辑小学逸书二十四种名曰《小学钩沈》）。此外如汪黎庆辑《字样》、《开元文字音义》、《韵诠》、《韵英》四种为《小学丛残》，易硕辑《淮南许注钩沈》，十之八均取材于《慧琳音义》，十之一取材于希麟《续音义》，采用他书者不过十之一而已。本书还可用以考史。如敦煌发见慧超《往五天竺国传》，首尾残阙，不知何人所作。罗振玉据本书卷一百所标难字，考知为慧超所撰。近人陈援庵考《四库提要》惠敏《高僧传》之伪，利用本书卷八十六考知为慧皎书之前帙，等等皆是。另外本书还保存了一些佚书目录，如《五天雅言》、《七曜天文经》、《西域志》、《南海志》、《崇正录》、《释门系录》、《利涉论衡》、《道氤论衡》、《无行书》，稠禅师《宗法义论》等。

　　本书也有一些粗疏之处。即间有以古字误为俗字的，有引《说文》窜改本的讹字而未能正其误的，也有因失检而自错乱的（如浮字凡五见，卷七浮囊下注浮附五反，玉篇音扶尤反，陆法言音薄谋反，下二反皆吴楚之音，今并不取。然卷三浮囊下注浮，又用符尤反）。但这些只不过是小疵而已。

　　（田光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