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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教僧人教化世俗人等的通俗化讲经的讲唱底本。六朝以来，佛教僧人在保持固有的转读、梵呗、唱导等读经方式下，汲取东汉以来儒生讲解儒家经典形式逐渐形成固定的课堂。讲问论辩形式，由斋讲发展为有固定仪式的正式讲经。为吸引听众，以佛教经义为根据，增加了故事化的成分，形成俗讲。俗讲与正式讲经在仪式上无大出入。其仪式在伯3849号敦煌卷子纸背记载甚详。

　　俗讲的主持者称“俗讲僧”或“化俗法师”，在正式演出中负责解释佛经，作通俗化讲唱，故须有一定的表演技能。另有都讲，负责转读佛经正文。据《入唐求法巡礼记》载，9世纪上半期长安有名的俗讲僧，左街为海岸、体虚、齐高、光影四人，右街为文淑及其他两人。其中文淑尤为著名，为京国第一人。文淑开讲时，“听者填咽寺舍，瞻礼崇奉，呼为和尚教坊，效其声调以为歌曲”。甚至唐敬宗也亲到兴福寺听文淑俗讲。唐文宗采用法师讲声创作新曲调《文淑子》，可见当时俗讲流行的盛况。

　　俗讲僧所用俗讲底本于20世纪初发现于敦煌石窟，可以大致分为以下几类：①正规俗讲中法师所持底本。它的唱讲方式是：都讲转读一段自己手中所持的经文（在法师的底本中常从略），然后法师通俗化的散韵相间地讲唱一段。其中由法师讲唱向都讲转读过渡之处，多由法师以“X X 唱将来”提示。今存这类底本有讲唱《阿弥陀经》、《妙法莲华经》、《维摩经》等经的多种残本。

　　②说唱“因缘”的底本。现存有《悉达太子修道因缘》、《频婆娑罗王后宫彩女功德意供养塔生天因缘》、《四兽因缘》、《欢喜国王因缘》、《目连缘起》、《丑女缘起》等，文体亦为散韵相间，内容限于佛经故事。看来似为法师一人讲唱。

　　③押座文。押通作压，座即四座之座，盖开讲之前以梵呗引摄，使听众专心一意。它是一种韵文，篇幅不长。在讲经文的押座文末尾，均有“经题名目唱将来”一句，以引起下面的俗讲正文。今存押座文有《八相押座文》、《维摩经押座文》、《故圆鉴大师二十四孝押座文》等。不太正规的俗讲，为了在开场时引起听众的兴趣，也可使用押座文，如《破魔变神押座文》用在变文之前，苏联所藏109号敦煌卷上所写押座文，在《八关斋戒文》之前，并注明“此下受斋戒”，都说明了这个问题。

　　④在敦煌石窟中发现的若干自名为“变文”、“话本”等俗文学材料。它们不全是讲唱佛经故事的，其中历史和传说故事以及时事等内容占了很大比重。很可能僧家在俗讲中为了取悦听众，从民间借用了这些材料。但从正规俗讲的观点看，这些都是非正规的补充材料。变文一类残卷，在敦煌卷子俗文学材料中所占比重较大，且有明确自名。变文是配合“变相”图画演出的，形式为韵文散文相间，常有指示观众观看图画的词句，所演内容不限于佛经，演员更不限于僧家，故变文与俗讲文的体制不同，而且别有渊源。

　　俗讲的盛行，大约在唐文宗时（827～840），当时长安诸寺往往有奉敕开演俗讲的法会（一般俗讲，是不依敕令的）。五代以后，俗讲逐渐不大流行，但是据《佛祖统纪》卷三十九引《释门正统》良渚的话说，俗讲至南宋理宗时（1225～1264）还未尽绝。以地域而论，唐代长安是俗讲的中心，定时奉敕举行；各地方寺院大都在春秋及夏（或冬，即正、五、九等三长斋月），各有举行。俗讲对后世的说唱文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周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