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德传灯录》，三十卷，宋释道原撰。本书叙述天竺佛、祖以迄中国禅宗的传承世系，记载佛祖付法因缘和著名禅师机缘语句，附辑偈、颂、诗、歌，是一种以禅宗师资传承世次为纲，以记言记事为主要内容的纂述。书名“传灯录”，取义于这部书记载历代禅法传承，有如灯灯相续的用意。又以本书成于宋真宗景德元年 (1006)，故于书题上加“景德”年号。
　　关于禅宗佛祖付法因缘、偈语等的记录，旧传东魏静帝兴和二年(540)有高僧云启(宋契嵩《传法正宗论》作昙启) 前往印度求法，途经龟兹，遇北印三藏那连耶舍欲来华弘化，遂挽留暂住，共译《祖偈因缘传》。后耶舍东来，受到北齐文宣帝的礼遇，以齐方受魏禅，未遑开展译事，就把前在龟兹时所出《祖偈因缘传》授之居士万天懿。当时另有流行于北魏境内，传系印度三藏吉迦夜共沙门昙曜共译的《付法藏传》，序次失当，兼缺偈颂，乃将耶舍译本校正其失。梁简文帝闻有此本，遣使前往传写，因得流布南地。唐贞元间(785～804)沙门慧炬带着《祖偈因缘传》往曹溪，传说曾同印度三藏胜持重加参校，并编次诸祖传法偈语及唐初以来宗师机缘，集为《宝林传》(原十卷，现存一、二、三、四、五、六、八诸卷)。唐光化中(898～901)，华岳沙门玄伟续集贞元以来宗师机缘，编为《玄门圣胄集》(已佚)。朱梁开平四年(910)，南岳沙门惟劲续集光化以来宗师机缘，编为《续宝林传》(已佚，参阅宋惟白撰《大藏经纲目指要录》卷八)。其后，南唐保大十年(952)，泉州昭庆寺僧静、筠二师，续有《祖堂集》(二十卷，国内不甚知名，但传入朝鲜)的编撰，体例略同，而内容记载稍有出入，又多收禅门歌行偈颂。道原编撰《景德传灯录》，对以前诸籍综合取材，并广事网罗，重加组织，为现存禅宗史中最初具有完整规模的一部。
　　全书内容，大体可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卷一、二，叙述贤劫七佛和释迦牟尼佛以下的初祖摩诃迦叶至第二十七祖般若多罗，以及旁出的二十二祖。第二部分(卷三、四、五)叙述初祖菩提达摩至第六祖慧能(顺着天竺列祖世次为从第二十八祖至第三十三祖)，及其正、旁出诸法嗣。第三部分(从卷六至卷二十六)则以中国第六祖慧能门下的正嗣南岳怀让和青原行思两大支为纲，分叙其传承法系。第四部分(卷二十七至卷三十)可视为本书的附录，记载禅宗正统以外而以习禅著名的高僧，并辑录流传一时的诸方杂举语句和禅宗著名禅师的广语，以及有关赞、偈、铭、箴、诗、歌等具有代表性的篇章。
　　关于天竺祖师传承的世次，是在禅家争辩南宗正统时期开始出现的。南宗祖师慧能(638～713)的晚年弟子荷泽神会(668～760)，于慧能逝世二十年之后，在北地一再攻击和慧能同门的神秀学系，说他们师承是旁，法门是渐，认为只有慧能得菩提达摩以来的真传，才是南宗(此处指南印度的禅宗)正统。到了神会的宗徒改编记录慧能法语的《坛经》，更引用了《付法藏传》所载世系以充实其说，开始有从摩诃迦叶至菩提达摩为二十八代祖师的叙次，当时虽有异议，而经过《宝林传》、《圣胄集》等书一再继述，其说随着禅宗的发展传播特广。本书第一部分叙述天竺祖师世次，即采用此说，并经过整理补订而加以肯定。
　　本书第二部分，则采用中国禅宗列祖以传衣为信的旧说，而以达摩为东土的初祖，续传慧可、僧璨、道信、弘忍、慧能是为禅宗的六代祖师，再一次表明继承天竺传灯的世次。自从本书对这两部分作了肯定的叙述之后，中土与天竺传灯的关联和世次，遂有定型之说，更由于本书撰成后入藏颂行，从此便成为谈禅宗源流的典据，在中国佛教史籍上具有一定的权威，这是值得注意的一点。
　　中国禅宗的传播畅行，由于弘忍(601～674)门下的慧能在岭南曹溪的弘扬。慧能特别提出般若行，以《金刚般若》的无相、无住之义，导入禅观，显然有异于前此奉《楞伽》为心要的旧的禅学。而且他所弘扬的是不随文教的简易禅法，很和民众接近，因而影响扩大及于湘、赣、闽、浙那些山区地带，而和在北方受统治阶级尊崇的神秀一系成了对峙的形势，其在宗风上南顿、北渐之相违，也形成了显著的对照，于是中国禅家开始有南、北宗风之分。但北宗不久衰落。从此，中国的禅宗即以南宗法系为代表。慧能门下以南岳怀让(677～744)、青原行思(？～740)为最杰出，是为南宗嫡系两大家。它们得着马祖道一、石头希迁的继承发扬，各振宗风，门庭日盛，又形成了代表南宗的两大支。到了晚唐、五代时期(公元第九、十世纪间)，政治混乱，佛教寺院，经像遭受摧残，佛教顿衰。惟南禅简易，未受很大影响，水边林下都可参证，行头陀行自食其力，因得仅存。既而宏传于各处，道场很多，又出现了兴盛的局面。其间弘传的宗匠们，由于性格各异，所悟入的途径不同，形成了各别的教导作风，又先后出现了五派之分，但不出于南岳和青原两大支法系的范围(南岳系下出沩仰、临济两派，青原系下出曹洞、云门、法眼三派)。
　　本书第三部分即叙述慧能门下的两大法系，从卷六至卷十三叙南岳怀让一支的法嗣世系，始于怀让门下第一世马祖道一等九人，接着是第二世大珠慧海、百丈怀海、汾州无业、南泉普愿等共一百三十八人(以上卷六至卷八)，第三世沩山灵祐(沩仰派开祖)、黄檗希运、赵州从谂等共一百十七人(以上卷九至卷十)，第四世仰山慧寂(沩仰派祖师)、临济义玄(临济派开祖)等共一百零一人(以上卷十一至卷十二上)，第五世西塔光穆、龙泉文喜等五十一人，第六世芭蕉慧清、资福如宝等十九人(以上卷十二下)，第七世兴阳清让、风穴延沼等十一人，第八世首山省念等六人，第九世汾阳善昭一人。附叙曹溪别出第二世法嗣罗浮灵运、耽源真应等三十人，第三世潭州无学、荆南惟忠等九人，第四世道圆、如一等五人，第五世圭峰宗密等四人，第六世圭峰温、慈恩太恭等十一人(以上卷十三)。以下从卷十四至卷二十六叙青原行思一支的法嗣世系，始于行思门下的第一世石头希迁一人，接着是第二世天皇道悟、药山惟俨等二十一人，第三世龙潭崇信、云岩昙晟等二十三人(以上卷十四)，第四世德山宣鉴、投子大同、洞山良价(曹洞派开祖)等十七人，第五世雪峰义存、云居道膺、曹山本寂(曹洞派祖师)等共一百十二人(以上卷十五至卷十七上)，第六世瑞岩师彦、玄沙师备、云门文偃(云门派开祖)等共二百零五人(以上卷十七中至卷二十)，第七世罗汉桂琛、安国慧球等共二百七十七人(以上卷二十一至卷二十三)，第八世清凉文益(法眼宗开祖)、清溪洪进等共七十四人(卷二十四)，第九世天台德韶、报恩慧明等共七十五人(以上卷二十五至卷二十六上)，第十世永明延寿、长寿明彦等共七十五人(卷二十六中)，第十一世富阳子蒙等五人(卷二十六下)。
　　本书第四部分系附录性质，首先记载非禅宗正统的禅门古德，有金陵宝志、婺州善慧大士等十人(卷二十七)。其中包括有倡修法华三昧的南岳慧思，天台宗创立者智顗，及以诗偈传世著名的寒山、拾得等，可以见中国习禅者有种种不同的家风。同卷复辑录诸方杂举，征、拈、代、别语句七十三条，大都是撰者当时所习闻的、流传于习禅参学者间的机缘语句，以属于法眼一派的为多，可以见当时的禅风。次录南禅著名宗匠十二人的广语(卷二十八)，其中属于南岳一系的有南阳慧忠、荷泽神会、马祖道一、大珠慧海、大达无业、南泉普愿、赵州从谂、临济义玄等八人，属于青原一系的有药山惟俨、玄沙师备、罗汉桂琛、法眼文益等四人。选录的用意在于辑录出各家较有系统的开示，包括入道门径的指点，教外立宗的缘由等，凡足以代表南禅的特征又可见各别的家风的，都有助于了解中国禅家南宗特重慧悟的独到造诣，此亦是佛学思想传入中国后的一种创造性发展。最后辑录中国禅家所传诵的赞颂等篇章(卷二十九、三十)。中国禅家很少留下成部的著作，通常都喜用偈、颂、铭、赞等短章以寄意。这里所辑录的有菩提达摩的《略辨大乘入道四行》，僧璨的《信心铭》，永嘉玄觉的《证道歌》，荷泽神会的《显宗记》，石头希迁的《参同契》等被后人尊为禅宗要典的诸篇。其间虽不免有是非真伪等问题，而实际对于中国禅家思想发生过历史性的影响，都是中国禅宗思想史的重要资料。至于其余赞颂诗歌，也足以见禅门各家的不同宗风和意境以及中国禅门文学的特殊风格。法眼派开祖清凉文益 (885～958)撰《宗门十规论》，其中第九项特以“不关声律，不达道理，好作歌颂”为规戒，意在制作需要“烂熳有文，精纯靡杂”，今此所选录的即以此为标准，亦可见作者之遵守法眼家风。
　　代表中国禅宗，使达摩禅弘于南土，面目一新的南禅，开祖慧能及其门下两大法系的杰出宗匠的生地，十分之九都在中国东南诸山区地带，且多出身平民，对于传统文化和佛教义学接触不多，不受何种拘束，故一经接触佛法，多能直探其理于自心，以慧悟为指导，强调自力自度，这恰好与当时佛教内部由于实践上的要求，反对繁琐义学和他力信仰的趋势相应，而起了极大的作用，在当时，确是一股具有积极意义的新法流。南禅主张直截发挥自己的体会，并提倡在世事上的实践，以为生心应事，动静语默无非是道，即在日常行事应对之间得其陶冶。至于表现在教授上面的，也断然一扫过去名相科判等累赘的铺陈，而代之以能表现教学宗风的“语录”。南禅诸宗匠所说的，大都自道胸中物，上堂开示，随遇答问，乃至举拂、施棒，抑、扬、呵、喝，处处是针锋相对，纵夺自如，创造了一种全新的极运用之妙的教风。参学的和侍者不断地熏陶于这种气氛之中，自然觉得只有依照说示时的口头话语，记载当时机缘语句，才能如实地传达应机施教的神情，以体现其真精神，这也是南禅典型的特征之一。本书以记言为主要内容，摆脱了向来史传尚文以碑版为据的旧习，直接编采原始的记述口语的语录，在体系整然的大部撰述中，本书体裁，可以说是一种很大胆的尝试，其给口头语言以文学上的地位而在撰述上加以采用，对中国语文学史而言，也是一件划时代的事。还有它对于其后中国儒家宗派史的撰述，也起了启发性的作用。在本书颁行后二、三十年间，禅宗灯录继出的有李遵勗的《天圣广灯录》(三十卷)及王随的《传灯玉英集》(十五卷)，二书都认为本书的编撰未能尽如人意，《广灯录》嫌本书尚略而加以扩充，《玉英集》则病书过繁而加以删节。今观继出二书，都未见有胜于本书之处，反益显出本书在禅宗史籍内是一部树立典型的著述。
　　本书撰者道原，事迹无可考，仅据《天圣广灯录》卷二十七所载，知为青原法系第九世天台德韶国师的法嗣，系法眼派开祖清凉义益的法孙，故本书记青原一系的法眼派特详。其二十五、二十六两卷专载法眼派法嗣直至长寿法齐(在传承世次上还后于道原一代)为止，又本书卷一详载云门派开祖文偃机缘语句，卷二十二、二十三详载云门宗派法嗣，盖以同出于青原一系，支派近，史料易于搜集使然。宋初赞宁撰《宋高僧传》，对于禅宗五派开祖，独缺云门文偃传，此由赞宁和文偃各处一方，其时未相接触而然；本书所载正可补《宋高僧传》之缺。又本书成后进阅，曾以朝命交翰林学士杨亿、兵部员外郎李维和太常丞王曙等刊削裁定，对本书内容颇多增简润色之处。杨亿曾参学于临济系广慧之门，对禅史观点或不无出入。而本书纂述大体公允，尚不见带有宗派色彩的偏向。它的规模和内容相称，自有其存在和参考的价值。
　　本书卷首有杨亿《序》，自述受命裁定本书，进行整理、删订的经过。现行本卷首有《西来年表》，系后来翻刻本书者所加，表内记述达摩来华年代依《传法正宗记》(成于宋仁宗嘉祐六年，即公元1061年)而定。且其纪年和《资治通鉴》相同，当出于宋神宗元丰七年 (1084)以后。又据本书注文，知后人翻刻时曾对个别传文次序有所改动(卷六中注)，并有所附加(卷九末附载《传心法要》，卷三十末附载《杨亿寄李维书》)。今存《碛砂藏》内泰定本，卷首无《年表》，卷内亦无校正年代等注，当为现存诸本中翻刻较早的一部，比较地更接近旧刻的面目。
　　(游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