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义是此土初期的佛教学者所用一种解说佛典的方法。据《出三藏记集》(卷五)所载慧叡撰的《喻疑》中说：“汉末魏初……寻味之贤始有讲次，而恢之以 ‘格义’，迂之以配说。”而说明格义的运用，是始于汉末魏初。当时佛教传入中土不久，它的理论幽玄，不是一般人所能够了解，于是讲说佛法的人便用格义的方法，和此土旧有的学术思想相配合，来发挥它的意义。例如魏初康僧会和陈慧合撰的《大安般守意经注》(卷上，此经现行本经注不分)，把“安般守意”四个字作了十几种解释，其中就有一段说“安为清，般为净，守为无，意为名，是清净无为也”。即是用此土的道家所说“清净无为”来配释“安般守意”的。又《阴持入经注》(卷下)也用“无为”配释“泥日”(涅槃的古译)，这些都是格义最初例子。这个方法，一直传到东晋道安时代，还都只是讲说者应机施设，没有成规，到和道安同学于佛图澄门下的河间(一作中山)竺法雅，才把“格义”著了类例。法雅是一位兼通外学的佛教学者，依附他的门徒，多半只懂一般世间的典籍，对于佛教的教理还格格不入。法雅为了令他们易于理解，于是和中山康法朗等把佛经当中的事数，和老庄等外书比拟配合，递互讲说，并且著为类例，作为讲说的准则。其中事数，依《世说新语》“文学篇”刘孝标注说，是五阴、十二入、四谛、十二因缘、五根、五力、七觉之属，把这些事数用中土原有的事例加以说明。法雅以后， “格义”就限于法数的范围。如隋智顗说的《仁王护国般若经疏》(卷二)引用了一段《提诏波利经》，其中就用五星、五岳、五脏、五行、五帝、五德、五色特别是五常来配释五戒，说不杀是仁，不盗是智，不邪淫是义，不饮酒是礼，不妄语是信。这个《提诏波利经》，据《出三藏记集》(卷五)《新集疑经伪撰杂录》中说，是刘宋孝武帝时北魏比丘昙靖所伪造。(《续高僧传·昙曜传》也说：“旧录有《提诏经》一卷，与诸经语相同，但昙靖增加了五方、五行，致成伪本。”)又隋颜之推所著《颜氏家训·归心篇》也说：“内典初门设五种禁(五戒)，外典仁、义、礼、智、信皆与之符。”这种以五常配五戒之说，大概即是旧时法雅一流 “格义”的遗留。自从法雅等盛倡“格义”的学风，继起者不乏其人，如当时的佛教学者毗浮、昙相等就在讲授佛理时用“格义”的方法训导门徒。道安、支遁等解释佛理时也曾经对比所谓“庄老三玄”中的言句；而慧远讲“实相义”引《庄子》为连类，更是“格义”的流亚。然而外书和佛典毕竟有相当的距离，所以“格义” 容易流于歪典而和佛典的本义乖违，如《高僧传·僧光传》引用道安语说：“先旧格义，于理多违”，又鸠摩罗什的弟子僧叡在所撰《毗摩罗诘提经义疏序》当中说：“格义迂而乖本。”因此，“格义”的运用终于随佛教的义理渐次流行和发展而止。
　　(黄忏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