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唯识学的复兴】清季末叶，佛法衰微， 不绝如缕，几濒于灭亡。同治年间，洪杨之乱以后，江南文物荡然无存，欲求一册佛经而不可得。安徽池州杨仁山居士，联络同志，创设金陵刻经处，刻印佛经，数十年间刻印佛经两千余卷，流通佛经百余万册。并自日本搜购得我国散佚经书三百余种，其中包括唯识宗注疏在内，为之刻意提倡。他门下弟子中，精于唯识的若欧阳渐、梅光羲、章太炎、孙少侯、李证刚、蒯若木等，为数至多，由于以上诸贤的提倡，唯识之学渐趋复兴，入民国后，研究唯识者日多，蔚为风气。尤其民国十余年后，在‘南欧北韩’的提倡下，更为蓬勃发展。特别是在民国二十年代之前，太虚大师在武昌创办的武昌佛学院，与欧阳竟无居士在南京支那内学院，两佛学中心间时有法义之诤，尤以关于唯识一宗为然，在这段时间内，学界人士研究唯识，蔚为一种风气，唯识学蓬勃发展，至抗战爆发而复趋于沉寂。民国三十四年抗战胜利，台湾光复。台湾在日人统治期间，佛教唯禅宗的临济、曹洞二宗，及日本的净土真宗为盛，无人复知唯识之名。三十八年后，大陆佛教缁素大德避乱来台，慈航法师倡之于先，默如法师继之于后，居士中如方伦、张少齐、杨白衣等，均有著作出版。此后数十年间，僧侣教育发达，唯识学为必授的课程，唯识学于焉复兴。但复兴的是‘唯识学’，大乘八宗之一的‘唯识宗’，则已失去其传承了。